工 作 简 报
2018年第2期 （总第57期）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2018年7月15日
〖本期要目〗
基地副主任赵学功教授应邀访问郑州大学
刘岳兵教授到河南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
美国夏亚峰教授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中央大学李小兵教授到南开大学举行学术演讲
中国日本史学会召开年会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
南开美国研究师生参加 “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杜丹做客南开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邢承吉博士做学术报告
基地副主任赵学功教授应邀访问郑州大学
4月21日下午，应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功教授到郑州大学做学术报告，题为《核武器与冷战的起源》。学术报告开始前，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与赵学功教授做了交流，欢迎他到访郑州大学。报告会由世界史系主任陈天社教授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琛教授、世界史专业师生等6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赵教授从冷战的起源、美英核垄断政策、核武器与美苏关系、美国与原子能国际控制、核军备竞赛的序幕五个方面作了精彩讲解，得出三个结论：罗斯福在原子能问题上所确定的美英垄断政策实际上已经为冷战的产生铺平了道路；核武器虽然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苏同盟瓦解、冷战爆发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美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双方长久以来缺乏必要信任合乎逻辑的结果。
报告结束后，赵学功教授还与郑州大学师生进行了热烈互动。
刘岳兵教授到河南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
5月6日，应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在河南新乡作了题为“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漫谈——从读一部史书运动说起”的学术讲座。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相关专业教师、学生共百余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在此次的讲座中，刘岳兵从“为什么要谈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及“为什么要从‘读一部史书运动’说起”这两个问题入手，指出目前日本研究的困境及其出路。随后，刘岳兵向大家介绍了朱谦之、邹有恒等六位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新中国日本研究的奠基者，对他们的言论、著作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刘岳兵认为，与前人的日本研究相比，现在的研究并不缺乏新奇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最起码的“专业化要求”都没有达到。因此，当下应更注重对基本知识的介绍和基本文献的翻译。
讲座结束后，部分教师与同学结合讲座内容与刘岳兵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美国夏亚峰教授做客南开史学名人讲座
2018年5月18日，美国长岛大学历史系教授夏亚峰应邀做客南开大学史学名人讲座为南开师生带来一场题为“西方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进展”的演讲。讲座由基地副主任赵学功教授主持，贺江枫副教授及学院50余名学生参加。
夏亚峰教授以盖迪斯和文安立两位冷战史领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切入点，讲述西方冷战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冷战研究经历了1950年代的正统学派、1960-1970年代的修正学派和1970年末到1980年代崛起的后修正学派。盖迪斯为后修正学派的主要代表，于1991年首先提出“冷战国际史”的概念。夏教授首先介绍了盖迪斯的《美国与冷战起源1941-1947》、《长和平》、《凯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冷战：一部新历史》等作品，肯定了盖迪斯对文献资料的解读能力，对其“美国胜利论”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随后，他简要介绍了文安立的《躁动的帝国》、《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及其与莱夫勒合编的《剑桥冷战史》等著作，并重点解读了文安立的《冷战：一部世界史》，认为该著作有着宏大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视野，对冷战谁输谁赢的分析睿智独到。同时，夏教授还对情报与冷战、军事与核武器、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1989期间的中美关系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夏亚峰教授的学术讲座对近年来西方国家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特点、新趋势进行了全面梳理，信息量大，受到在座师生的好评。
夏亚峰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现任美国长岛大学东亚史和外交史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华东师大-威尔逊中心冷战工作室主任等职。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中国的史学核心刊物发表数十篇有关冷战研究的论文，其英文学术专著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好评。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中央大学李小兵教授到南开大学举行学术演讲
2018年6月4日10时，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中央大学李小兵教授做客南开大学，做了主题为“冷战与东亚”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丁见民教授主持，基地副主任赵学功教授、罗宣副教授、王薇副教授、贺江枫副教授及20余名学生到场聆听。
李小兵教授为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俄克拉荷马州中央大学历史地理系主任，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会长，兼任《北美中国研究学刊》及《西太平洋研究杂志》主编，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其主要论著有：《冷战在东亚》、《中国的少数民族》、《西方史学前沿评析》、《权力的演变》、《剪不断、理还乱：中美关系新析》、《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等。
李小兵教授从东亚地缘政治、中国对外政策的多元化及跨地区的研究方法等三个方面畅谈他对冷战史研究课题的最新感想。首先，李教授认为冷战研究应跨出传统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从关系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角度考量冷战与东亚。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而言，他简要介绍了传统的继续革命论，西方的意识形态决定论、38线决定论，提出中国出兵朝鲜的战略是要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御敌于国门之外，且在境外作战美国无法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等观点。其次，李教授认为冷战期间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应从单一的、唯一的政策制定转变为多方位的、多元化的政策执行。就中国援越抗法的战略考虑和具体运作问题，西方学者主要持中苏关系决定论的观点。他对比了越南模式与朝鲜模式的不同之处，叙述了中国在装备、训练、作战、整军等方面协助越南建立正规军，保证了越共的胜利，并详细介绍了土地改革、阶级斗争等中国经验在越南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对越南共产党的影响。第三，李教授认为应采用跨国别、跨地区的方法研究中国与东亚、冷战的关系。他从跨国民族主义、地缘观念的视角，以朝鲜族裔后代入朝、少数民族师入越作战为例，提出中国在境外作战的少数民族部队这一冷战史研究的新课题。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就朝鲜战争的得与失、多国档案资料的运用、刘少奇在越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和李教授展开热烈的交流讨论。丁见民教授对李小兵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教授对冷战史研究的前沿课题和新趋势做了详细说明，其新颖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对南开学子颇有启迪意义。
刘岳兵教授应邀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研究生“名师讲坛”系列讲座
6月9日，基地专职研究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邀请，在广州分别作了题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再谈接着朱谦之先生讲”和“民国时期日本研究再认识”的学术讲座。
在第一场讲座“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再谈接着朱谦之先生讲”中，刘岳兵教授首先列举了三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日本哲学史教程》《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他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与突破。刘岳兵教授对朱谦之先生的日本思想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作了高度评价。朱谦之先生是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他的研究至今仍对研究者们发挥着重要影响。
在第二场讲座中，刘岳兵教授着重指出，在当前情况下，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别有一种意义。刘教授还对今后的课题作了展望，他强调指出，应该对近代以来中国学界所做的日本研究做一番梳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重视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重构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传统。
中国日本史学会召开年会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
6月15—17日,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8年会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在研讨会上,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洪禹、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基地主任杨栋梁教授致开幕词,并为“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揭牌。
基地主任杨栋梁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邻居。在两千余年交往的历史中,既有史诗般友谊的佳话,也有刻骨铭心对立的记忆,更有淡淡如水的相处时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结束了近代以来两国的对立状态,而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盘点40年来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成果可以发现,政治上,两国建立了高层联络机制,可以管控分歧;经济上,合作深度、广度达到历史高点,双边贸易额从11亿美元到现在稳定在3000亿美元;民间交往,赴日国人从屈指可数到现在超过700万人次。有理由相信,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杨栋梁教授认为,中日两国关系除了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三大传统问题之外,还存在意识形态、战略互信、民间感情等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关系仍有倒退的可能。因此,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就是要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理性看待中日关系,理性制定对目政策,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
南开美国研究师生参加 “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
2018年6月25日-29日，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协同主办、武汉大学承办的“美国种族政治史”研习营在武汉举行。此次研习营邀请到了来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历史系的知名教授娜塔莉亚·莫利纳（Natalia Molina）作为主讲人。来自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研习营活动，其中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丁见民教授以及5名硕士研究生参加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教育部国际司研究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丁见民教授，应邀为研习营师生做了题为“美国疾病医疗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术讲座。他从美国疾病医疗史兴起的现实背景入手，分析了当前美国学界关于疾病医疗史的内史与外史研究状况，并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几个主要争论如外来疾病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印第安人人口问题以及处女地流行病模式等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丁见民教授还就当前美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可能性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讲座之后，他还与研习营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参加研习营的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生，在武汉聆听了美国学者关于种族政治的研习营课程，并参加了由研习营组织的四场学术讲座。此次研习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拓宽视野，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美国的种族问题，也促使学员间、学员与中美的相关学者间形成了良好互动，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杜丹做客南开大学
7月2日上午，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杜丹坐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分享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茶杯中的世界——十九世纪的中美茶叶贸易》（This World in a Teacup: Chinese-American Tea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讲座由基地专职研究员丁见民教授主持，基地副主任赵学功教授、基地专职研究员付成双教授、张聚国副教授、董瑜副教授、庞国庆老师以及本科生、研究生和美国史爱好者共同参加了本次讲座。
杜丹的讲座开始于两个问题：中美之间真的存在茶叶贸易吗？美国难道不是一个咖啡国度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杜丹尝试挑战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美国革命之后，美国的饮茶风气逐渐衰落，咖啡逐渐取代茶叶，成为美国社会饮品新贵。实际上，杜丹认为，从1784年，从美国出发的“中国皇后”号第一次赴中国开展直接贸易以来，中美之间的茶叶贸易从未中断。19世纪以来，美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茶叶进口国。历史上关于中美茶叶贸易的资料相当丰富，但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话题。造成这一遗憾的原因，杜丹认为可能与革命时期美国社会的抵制茶叶消费、咖啡的价格等原因有关。但杜丹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美国革命之后，中美茶叶贸易衰落，美国社会饮茶风气也消失了。
在过去的历史解释中，很多学者认为，19世纪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虽然是处于贸易顺差的一方，但是中国一般只接受白银作为贸易支付手段。有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在西方国家已经大量使用各种先进的金融工具进行贸易时，中国仍然使用白银这种笨拙的贸易支付手段无疑显得十分落后。杜丹发掘了大量的中美贸易史料之后发现，所谓中国贸易方式落后的说法也有不实之处。实际上，在中美茶叶贸易中，账目交易、本票、汇票等金融工具也是广泛使用的交易方式。这就是说，至少，中美茶叶贸易远非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落后。在中美商人的长期贸易中，美国商人因此而获得了更多资本，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美国商人利用这些资本投资造船业，进行土地投机、铁路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从而将从商业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众所周知的普林斯顿大学，其捐赠者之一就是一位与中国商人长期保持密切贸易关系的商人。可以说，中国商人的资本对美国早期的经济独立和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讲座结束后，丁见民教授首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提到，杜丹的研究针对学界存在的两个“神话”进行了学术挑战意义重大，在资料使用上也非常丰富，以后中国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可以循着这样的研究努力。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纷纷发问，对美国史研究的资料收集、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现状、美国茶叶贸易的地域差异、贸易资本与美国工业发展的影响、美国的饮茶文化、美国南方的茶叶种植进行讨论和交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邢承吉博士做学术报告
7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候选人邢承吉应邀来历史学院做学术报告，其报告题目是：《王子和贫儿：两个汤姆的悖论》（Madman and Sage: The Two Toms` Paradox of the Early Republic）。讲座由基地专职研究员、历史学院副院长付成双教授主持，基地副主任赵学功教授以及基地研究员丁见民教授、张聚国副教授、董瑜副教授出席学术报告，来自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历史学爱好者也参加了本次讲座报告。
讲座开始，邢承吉首先介绍了她的研究缘起。邢承吉的研究另辟蹊径，立足杰斐逊和潘恩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从阶层（class）、性别（gender）和种族（race）三个维度详细考察他们各自的思想意识得以构建的社会基础，从而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影响。首先是阶层维度。邢承吉认为，两个人实际上处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杰斐逊是弗吉尼亚名门之后，家财万贯且衣食无忧，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而潘恩则是一位“贫儿”，从小就要为生计发愁，也没有机会接受高雅的古典教育。二人的社会阶层决定了二人的社交网络是截然不同的，杰斐逊所交游的人乃是北美社会名流，鸿儒世家，潘恩认识的人则不外乎贩夫走卒。其次，从二人的婚姻生活来看，杰斐逊和潘恩也有着完全不同的际遇。潘恩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但都以失败告终。杰斐逊则大为不同。他的第一任妻子被他称为“完美的玛莎”（Perfect Martha），与杰斐逊的婚姻也可以称得上门当户对。由于家庭生活的天壤之别，杰斐逊和潘恩对女性和对家的认知和体悟也非常不同。从杰斐逊写给女儿的家信来看，他经常教育女儿应该永远干净整洁、勤劳持家，纺织缝纫才是女性美德所在。女性应该温顺恭让，服从丈夫，永远不要试图挑战丈夫的权威，而玛莎正是她所描述的那种妻子。杰斐逊则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正因此，杰斐逊是一个十分恋家的人，常常流露出对家乡和故土的眷恋。潘恩则同情女性所遭遇的痛苦，家庭的不幸也使他对家没有眷念之意，而是以四海为家，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
第三就是种族的维度。1776年，杰斐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时，相信很多人为之动容。然而，很多人也许忘了，杰斐逊也是一个奴隶主，他一生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庄园和600多名奴隶。奴隶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饮食睡眠，帮助他种植烟草，赚钱牟利，追求幸福生活。但是，他对奴隶的肤色、身体的气味却颇为鄙夷，他认为奴隶记忆力差，没有思考能力，比白人低人一等。他还任用残酷的管理者调教奴隶，稍有不满就对奴隶施以鞭刑。对于逃跑的奴隶他也不遗余力全力追回，报纸上有很多他悬赏追逃的广告，清晰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奴隶主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手段。一边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又心安理得地享受奴隶制给他带来的“幸福”，这是杰斐逊身上最大的悖论，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吊诡的一面。最后，邢承吉说，从潘恩和杰斐逊的研究可以引出很多问题的讨论。例如，美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美国的民主、平等问题，这些历史与现实交汇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提出了关于美国革命激进性、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比较、美国的乡土社会与都市社会、美国革命的理想与现实、美国革命的历史记忆与话语等方面的问题，邢承吉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并与同学们展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