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0月23~26日,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7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以主题报告与专题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由北京大学的钱乘旦、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的苏振兴和南开大学的王晓德分别做了主题报告。钱乘旦在《革命为什么成功和为什么不成功?》的报告中提出,“革命”的定义应包括4个要素,即推翻制度而不是改变政权、暴力性质、有群众参与以及是否有社会内容。钱乘旦通过分析英、法、德三国革命的过程后认为,革命的深入与否取决于当权者对革命的反应,当统治者极力镇压革命时,革命力量并不会自行解散,而是动员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革命将向纵深发展。同时革命领导权也会转移到更激进的革命者手中。相反如果统治者采取温和举措,革命阵营内的上层分子开始镇压更激进的革命派,而不是动员他们,革命停止。因此,革命的成功取决于革命过程中领导力量的转换和下层民众的发动。暴力革命需要恢复秩序,而恢复秩序需要强权政府。革命目标的达成不由过程决定即使过程成功,也未必达到目标。 苏振兴在题目为《关于拉美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的思考》的报告中提出有3个问题值得深思:第一,拉美现代化的进程饱含曲折性与不协调性,曲折性表现在自独立以来所经历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1870~192年)、进口替代模式(1930~1982年)和外向型出口模式(1982年至今)3种模式的大调整、大断裂。不协调性则体现在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比率不协调等方面。第二,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内部回应”迟缓,做出的回应往往是不正确的,丧失了发展机遇第三,拉美国家存在着“反现代化”现象,即只是在形式上和表面上接受现代化,实质是为了控制现代化,维护传统价值。 王晓德在《美国现代大众消费模式的形成及其影响》的报告中指出,现代大众消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模式,它对传统消费产生很大冲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0世纪初,美国就已展现出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众消费主义在美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形成之后很快向境外蔓延,欧洲工业国家最先感到了“美国化”的威胁,但却在美国的影响下逐步过渡到了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二战后,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价值观,现代消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模仿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结果产生了很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传统以及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钱乘旦、苏振兴和王晓德3位学者从现代化的革命模式、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不同角度探讨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精彩的报告拉开了本次会议的序幕,与会代表围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这一主题,特别是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成败得失,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政治现代化,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现代化等多个角度纷纷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 现代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问题,北京大学的林被甸就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启动和转型、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范式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变革所带来的变化,呈“一元多线”发展。现代化既然有起点,就会有终点不能将其永恒化。现代化也有负面影响,不能太理想化。现代化的启动与转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第三世界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社会转型,它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变革过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及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就现代化本身来讲的,而“范式”则关系到如何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目前,“现代化模式”的研究已成热点而“现代化范式”问题却仍然被一些人视为“禁区”。 南开大学的韩琦就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中的两种范式或视角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化模式包含“模式”与“现代化”双重含义,所谓模式,是指发展道路或概括性的特点;“现代化”是限定词,指该模式的研究对象必须是现代化进程而不是其他进程,衡量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标准和尺度应该是现代性,并且要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来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韩琦认为基本存在两种视角或范式:即地区研究视角和国别研究视角。前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有3种倾向,即重视地区研究而忽视国别研究,重视地区比较研究而忽视国别比较研究,重视经济因素研究而忽视非经济因素研究。因此,他呼吁下一阶段的拉美现代化研究应该加强国别研究、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和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使拉美现代化研究能够在地区一致性中体现出国别的多样性。 南开大学的李剑鸣就现代化理论的风险性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首先,他认为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后设的理论,而历史的行动者本身并无现代意识,用后设理论解释具有“过去性”的历史本身就存在着不客观性。其次,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容易陷入“历史目的论”,认为历史是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的,而事实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个体、国家会有自己选择的权力,有不同的诉求。用现代化理论解释历史就等于无形中抛弃了这些不同个体和国家。最后,现代化理论也容易模糊历史的学科边界,倾向于趋势的研究,忽视历史的本质,而且趋势研究一般忽视原始资料和具体历史事件研究,易浮于表面,不切实际。 也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但它本质上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追求。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名称,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不变的。研究现代化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江汉大学的程洪提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劣势、时空压缩与共时性矛盾、国家重建、发展的代价及其同步运动等问题,并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赶超战略、模仿发展、西方发展理论崇拜等误区。这一话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反思:如果发展中国家达到了美国那样的发展程度,那么地球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耗能水平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标准行得通吗?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可能实现现代化?有的学者指出,只能是一部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也有的学者引用“幸福指数”概念,认为现代化可以有别的模式,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发展模式。 二 政治现代化问题 政治现代化是国内拉美研究的重点。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曾昭耀提出拉美政治发展中的4点经验: (1)现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是政治稳定; (2)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3)强国之道在于要建设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强大政党; (4)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他认为,在拉美的3次现代化浪潮中,民主与专制交替出现,其政治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寻求通过各种途径创造政治稳定优势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政治稳定诉求的进程。 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稳定,但稳定模式并不都是一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家哲认为,理想模式与现实模式不同,我们在评价一个模式成败时总是不自觉地以理想模式为标准,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拉美现代化的政治模式可分为3类,即资产阶级代议制模式、考迪罗模式和君主制模式。他肯定了军人执政的贡献,但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拉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冯秀文提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威权政体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威权政体是一种介于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政治体制。拉美历史上3次经济发展高峰期都与威权政体有密切关系,威权政体本身的民主化程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扩大,不断改变自己的内涵和形式。拉美国家政治整合的历史进程说明政体的选择不在于政治体制的外表形式,而在于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程度。威权政体往往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最有效的手段。 就政党的建设和作用问题,南开大学的谭融在总结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经验后指出,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具备了形成和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进行制度创新、实施合理有效的政策调控以及协调和聚合社会多种利益的能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现代化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许多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南开大学的洪国起认为,拉美的贫困化问题是由政策层面造成的结构性因素、客观条件造成的环境因素和社会传承下来的历史因素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他着重对历史性因素的传导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长期以来拉美社会存在的土地制度结构、种族结构、城乡结构、世界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以及它们之间不良的互动关系是贫富分化加剧的根源。贫困化问题反映了发展理论模式的危机,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是工业化、现代化应有的价值追求。 南开大学的王萍指出了拉美贫困化的4个特征(1)农村贫困问题一直十分严重; (2)城市绝对贫困人口数字高于农村; (3)贫困人口大多集中于拉美较发达或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 (4)贫困问题具有浓厚的种族色彩。这些特征除了与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关外,也与全球化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经济改革政策的倾斜性密不可分。 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曾出现过“巴西奇迹”,它是指巴西20世纪60~70年代军政权时期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上。南开大学的史楠提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军政府推行先增长后发展的错误模式,另一方面是由于巨大的成绩掩盖了正在暴露的问题,干扰了执政者对形势的判断。因此,巴西的教训之一是在经济发生“奇迹”的时候,应该及时察觉和纠正正在出现的问题。 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拉美国家先后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开始的,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进口替代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复旦大学的陈才兴认为,这与工业化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从非经济因素中寻找。从历史因素看,大地产制度、1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早期现代工业、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中等阶级等都是工业化的阻力,因为当时优先发展的不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而是第三产业,当时的中等阶级主要来源于第三产业,对工业发展漠不关心。20世纪过快的人口增长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制约了现代工业的发展。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缺少制衡机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重商主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普遍政治化以及过度城市化等都是拉美现代化迟缓的原因。 湖北大学的顾蓓从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崇拜入手,揭示出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融合问题。由于吸收了印第安文化的因素,并能够满足诸如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等新出现阶层人群的精神需要,瓜达卢佩圣母由西班牙的保护神演变为墨西哥民族的象征,她所激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墨西哥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源泉。还有的学者提出,拉美发展之所以与北美不同,与其文化传统有关。拉美文化的特征比较难以界定,其对现代化的影响力是无形的,但却是强大的,拉美文化是拉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应该引起大家的进一步关注。 会上,除了拉美学界的学者外,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就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如郑州大学的陈天社就“巴以冲突与现代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过文俊就“中国工业化与民间资本的新使命”等问题做了发言。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对前一阶段中国世界史学界特别是拉美学界对现代化研究的一次总结。学术交流起到了使与会代表明晰思路、开阔视野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开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者，谢徐玮、那威、任克佳,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