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及其经验教训”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6月20—21日,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共同主办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及其经验教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全国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国家、地区、全球等不同的视角,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围绕本次大会主题———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研讨。 一、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危机问题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危机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话题首先从当前的金融危机开始。日本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川上忠雄将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定性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他认为,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本质特点在于它“是一场摧毁了市场基本框架和信用体系的灾难,以至于世界经济再也不能恢复到先前框架之下了”。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春田素夫教授认为,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并非人们常说的宽松货币政策,而是政府政策造就的长期经济稳定和道德风险导致的“非理性繁荣”成为危机的重要前提; 2·并非有缺陷或欺诈性产品设计,而是金融创新产品的新奇(高风险)性成为危机的主要根源。而“非理性繁荣”又促使人们忽视那些不常知晓的风险; 3·用于稳定银行系统的顺周期性监管体系推波助澜,尤其是当二级市场(流通市场)出现停滞时,加速了经济衰退。与川上忠雄的观点不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关权教授仍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产物。他通过对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演化的考察和分析,认为从短周期(2002—2007年)的角度来看,本轮危机属于由典型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实体经济衰退,而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相对独立运行于实体经济部门之外的虚拟经济部门生产过剩。从中周期(1992—2007年)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系2000年新经济结束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余波未平,而被2001年爆发的“反恐战争”延后,属于必要的阶段性回调。从长周期(1958—2007年)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是处于1783年以来第四轮长波下降阶段的必然产物。他认为,本轮经济危机不会很快结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庞德良教授将当前的经济危机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长期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背后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美国金融危机不过是此次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他还认为,只有在根本上革新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而目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行出路是用非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和发展多元化的国际货币。 当前的经济危机往往与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有着某种似曾相识之处,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可以引发出不少思考。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的韩毅教授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起源”进行了考察。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总体上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与美联储在20年代所遵循的基本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也适应了当时美国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与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初衷恰恰相反,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带来美国农业生产的繁荣和英国金本位制的稳定。而大量的商业贷款和资金流入非生产性的股票市场,直接助长、推动了2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投机热潮,并进一步导致了1929年10月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随后的经济大危机。令人遗憾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再次失误成为本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张经纬研究员对日本30年代大危机进行了再解读。他指出:前近代日本既存的神国思想、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这三者综合作用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世界大危机的到来,加速了日本为转嫁危机发动对外战争的行为,因此,“九一八事变”绝不是什么“偶发事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郑蔚副教授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金融危机与2008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日本的银行主导型与美国的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在金融体系功能上均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但都不能单独地完成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金融功能。日美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金融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与政府的外部监管的结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建安教授以“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再反思”为题,重新探讨了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的成因、传染机制及处理方式。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对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东亚生产体系的脆弱性和现有国际货币 体系的缺陷及其救助方式的局限性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危机的深层原因。因此,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外国零部件生产企业的直接投资,在国内建立起内资和外资相互关联的产业群,通过拉长附加值的生产链,让经济增长的效应在国民经济体系内循环。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建立起区域相互救助机制,并积极促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的韩琦教授对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再探讨。他认为,此次危机从外部看是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结果,从内部看是墨西哥自身发展模式的危机。这种模式危机早在外债危机发生的10年前就出现了征兆,表现为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政治冲突的激化。尽管埃切维利亚和波蒂略两届政府都做出了扭转危机的尝试,但因政策失误最终导致了危机的总爆发。墨西哥的情况说明,一国经济发展,要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争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保持一种稳健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要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要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坦普尔大学的彼得·格兰教授则从全球史的视角对当前危机的原因作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分析。他认为,所谓“西方崛起”实际上是“富人的崛起”,劫掠作为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一个部分一直进行到现在。富人的崛起造成了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衰势,两极分化严重。这是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正处在一个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日渐衰落而未来前景尚不明了的时代。如果工人阶级进行国际斗争,工人阶级有可能将来共享权力。 二、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危机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重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陈志强教授以“现代化发展史的批判性思考”为题,对西方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工业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模式在为人类带来更加充分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负面后果。他提出,人们在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应丰富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认识,逐步形成科学发展的理念。美国学者斯格特·莫尔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日本水俣病和70年代美国腊夫运河案件的案例研究,说明环境危机至少有3个特点,即高度集中的地方和区域影响;传播污染的罪魁祸首明确;会激起各种社会和舆论团体的压力。因此,缓解环境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建立和形成强大的环境监测能力和机制;地方和全国政府必须培养有效迅速的危机处理能力;应当鼓励媒体、科学专家和市民组织之类的舆论团体与政府合作,积极预防和应对环境危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付成双副教授指出,从环境史的角度看,美国西部开发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北美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数以千万计的旅鸽和野牛、海狸、白尾鹿等物种相继灭绝或濒临灭绝,大片的原始森林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土壤的盐碱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结果, 20世纪30年代西部大草原的沙暴为北美西部开发画上了终结号。也正是这种剧烈的环境变迁和灾难,才使美国人翻然悔悟,率先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澳大利亚悉尼麦格理大学的戴维·克里斯蒂安教授则从“大历史”的视角,强调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危机可概括为创新不足危机、创新过度危机和社会新陈代谢紊乱危机三种。当前的危机属于第三种类型,但在其背后隐藏着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本次危机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各国出台的救市良方或许能使经济复苏,但拯救不了危机背后迥然不同的资源危机。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三和良一教授认为,“当前全球危机背后的真正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能源危机。“我们担心,对稀有资源的激烈争夺会导致人类从地球上消亡。”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特征,即“自由竞争”的社会规范、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攒钱用以新投资而攫取经济盈余的方式,为市场生产的经济机制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将我们引向了灾难。为了避免人类历史的灾难,必须建立新经济体制,这种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必须停止经济增长,把生活水平调节到自然资源能够允许的水平上。”他呼吁:“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规划出新的可持续的经济社会!” 此外,许多学者还就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代表们的发言视角新颖、深入独到,给人启迪。 总之,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通过听取大会报告和讨论发言,大家首先对危机类型有了深入的了解,除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危机外,还有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这样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其次,加深了对经济危机及其他危机产生原因、对策和经验教训的认识,提高了应对危机的信心。最后,增强了全球危机意识与历史学家的使命感。本次危机的全球性质和它背后深层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提醒我们历史学者反思传统的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转变思维方式,“从全球史和大历史的视角研究历史”,关心人类共同的危机,争取在避免和应对未来各种全球性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