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中国：危机与挑战”学术研讨会综述 “加拿大—中国：危机与挑战”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月9日-10日在天津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并得到加拿大政府的资助和加拿大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世界历史》杂志社、《历史教学》杂志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的7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柯马克（Mark Kruger）先生、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公共事务处参赞高柏灵（Patrice Cousineau）先生、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吕聪敏先生、南开大学副校长张静教授出席了1月9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柯马克先生与吕聪敏先生分别做了题为“加拿大金融体系成功的原因”、“中加建交四十年的启示”的主题发言。南开大学许晖教授、加拿大中国高等院校交流署李诺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南开大学杨令侠教授围绕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加拿大的认识、中加两国的交流做主题报告。学术研讨会分为大会主题报告和大会报告，包括发言、评论、提问和讨论等环节，就以下领域进行了探讨。 一 金融危机的应对。 2008年金融危机乍暖还寒，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南开大学许晖教授利用一体化感知模型和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以2005年以来加拿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详实数据为依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变化轨迹。她认为，金融危机之前，加拿大对华直接投资的投资项目数大于金融危机之后，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则相反；金融危机之后，加拿大的投资项目数小于金融危机之前，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则相反。可以说，加拿大对华投资在金融危机前后尽管在量上有所不同，但在质上有所提高。山东大学刘庆林教授、白洁博士则分析了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拿大对华投资的历史与现状，并展望了加拿大对华投资的前景。他们认为，当前加拿大对华投资存在总量偏小、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符、投资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投资地区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等问题。但是作者对加拿大对华投资的前景极为乐观，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同时发展也越来越稳定，将会对加拿大投资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加拿大表现不俗。加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柯马克先生分析了加拿大为什么能够在经济危机中拥有优异的表现。他认为，加拿大之所以能够抵抗危机的洗礼，主要源于加拿大拥有健康的金融制度，这又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加拿大拥有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实施了慎重的财政管理政策，拥有一种谨慎的企业文化。南开大学杨令侠教授也深有同感。她认为，加拿大政府一贯稳健的政府管理理念、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力和谨慎保守的企业文化，以及应对危机的各项积极有效的综合措施，令得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时期，加拿大银行体系基本稳定，信贷市场也保持平稳。加拿大金融系统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凸显。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撰文分析了加拿大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他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将讲，加拿大联邦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后发展国家和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展国家的一个混合，既专注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积极卷入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保障。这种政府作用是依附发展模式下政府作用的一个典型，是符合加拿大国情的正确选择，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二 加拿大外交与中加关系。加拿大外交政策与中加关系的发展也是与会学者极为感兴趣的问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吕聪敏先生作为中加关系的亲历者、见证者，以有关统计数字为依据，回顾了中加建交四十年的历史，描述了中加关系的现状，展望了中加关系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加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有别、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但彼此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加两国人民没有理由疏远，中加关系没有理由落后于其他双边关系。事实证明，尊重差异、平等相待、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摒弃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定敌友、论是非的陈旧思维，是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则分析了加拿大的“美国化”问题。与加拿大人中普遍存在的文化认同危机相反，他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并没有改变加拿大与美国在本质上区别开来的特性，甚至在客观上使加拿大的文化更加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加拿大还是加拿大，既不会在文化上丧失本来的特性，也不会渐渐被动地融合进美国这一“强势”文化之中。武汉大学潘迎春副教授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追溯“中等国家”概念的起源，厘清现代“中等国家”理论的产生过程，进而客观评价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天津大学张世轶博士阐述了经济合作署对战后初期阿根廷和加拿大出口经济的影响。她认为，执行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署对两国的不同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和政治，这分别成为加拿大经济起飞的助燃剂和阿根廷工业化发展的抑制剂。南开大学博士生贺建涛则研究了加拿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现象。他认为，加拿大积极参与维护行动并非偶然，而是与其和平多元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众积极广泛的支持、对联合国集体安全观的重视、中等强国民族主义以及第三世界对加拿大经济的潜在重要性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南开大学博士生孙晨旭关注的是能源安全与国际关系的问题。她认为，加拿大国家能源计划及其引起的美加冲突是能源安全与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随着能源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重要性的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另外，加籍学者李诺博士则撰文分析了中国学人在加拿大主流社会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中国学人在目前和未来的中加关系中起到了并将继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加强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积极推动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 三 社会危机。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加拿大社会所面临的气候、环境、贫困以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以及解决机制。北京教育考试院张庆来教授撰文指出，在应对历史与现实的危机中，加拿大政府与社会善于应用危机调控机制，将经济和社会损失控制到最小，同时注意维护社会安定，并以灵活务实的危机策略从容应对，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积极稳健克服社会风险，稳定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实例。北京外国语大学龚雁副教授试图通过分析加拿大政府从“京东协议”到“清洁发展与气候亚太伙伴关系”的环保政策的变化，探究引起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进一步探讨加拿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中所应负的责任和担当的角色。南开大学博士生张献华则探讨了20世纪加拿大和美国五大湖的环境协调机制。他认为，尽管美加两国在五大区环境问题上有矛盾和分歧，但它们都意识到，五大湖区是共有的财富，污染对双方都无益处，加之两国特殊的地缘因素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和平谈判和和平协商就成为双方解决五大湖区环境问题的最好形式。这种环境协调机制也成为国际间处理类似问题的一个典范。南开大学硕士生刘书正以加拿大两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加拿大残疾人政策制定的两次重大进程，并从中考察了两级政府之间的合作和抗衡对残疾人政策制定的影响。他认为，在残疾人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联邦和省政府之间的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政治危机。政治危机研究是一个传统课题。福建师范大学李巨轸副教授撰文探讨了特鲁多总理与加拿大宪法改革的关系。他认为，特鲁多在修宪过程中功不可没，在处理新宪法中联邦与各省、联邦与人民关系时的措施，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思想，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民主机制和各族群的权利，深深地影响了加拿大以后的历史进程。南开大学博士生江振鹏梳理了19世纪50—80年代北美芬尼亚运动所呈现的恐怖特征，历史渊源以及英国的应对措施。他认为，芬尼亚运动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现代恐怖主义的某些特征，英国对芬尼亚运动的治理也具有现代反恐政策的雏形。二战后，离心的魁北克省政府企图通过寻求外援来帮助其脱离联邦。为此，魁北克在美国建立了外事机构，甚至在经济上推行“脱加附美”的战略。南开大学硕士生祁鸣认为，魁北克寻求外援的活动，促使加拿大内部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分离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又扩大了这种变化的不利影响。对于如何解决上述的各种政治危机，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必康研究员从民主与利益冲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人民中的利益冲突三个方面探讨了加拿大的渐进式民主，试图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作者认为，加拿大民主从政府与人民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中逐渐生长起来，没有暴力革命，但依然是一个充满各种利益冲突以及妥协和控制的历史进程。人民内部的相互宽容和妥协，对加拿大民主至为重要，也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 五 少数族裔、土著民族与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是一个多族裔构成的移民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最积极地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国家基本理念提出的国家之一，因此与会学者也极为关注加拿大少数族裔、土著民族与多元文化主义等问题。辽宁师范大学王昺教授以哈特人为例探讨了自愿隔离与多元文化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哈特人利用多元文化政策进行自愿隔离的做法与时代背道而驰，尤其是他们敷衍正规公立教育，通过传统道德教育为隔离服务。因此作者的结论是，多元文化政策应该是有限度的，不然就会被文化保守主义所利用，成为自愿隔离的借口。天津师范大学常士訚教授探讨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困境及21世纪的变革方向。他认为，在现实中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着诸多挑战，呈现出一种 “虚假联合”的态势。为此，作者建议，在21世纪加拿大应该努力缩小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分”的裂痕，引导多元文化朝着整合的方向发展，其中建立和谐关系是实现整合的关键所在。北京联合大学高华副教授认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不断提高的结果。由于加拿大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因素与其他国家不同，其多元文化教育在历史形成、政策导向和实践模式乃至发展前景上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欧洲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议题，中国学者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涵义、成因及影响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他们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安徽师范大学韩家炳副教授对中国学者关于美国和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状况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国内学术界尚未解决的几个问题。 加拿大原住民研究一直是中国加拿大研究关注的主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杜发春副教授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因纽特人的迁移和定居是从传统渔猎生产方式向现代城镇生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因纽特人在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享受到了政府提供的现代化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既必须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又要维护和保留自己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根基。南开大学陈·巴特尔副教授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加拿大原住民研究进行了量化分析。他的结论是，伴随着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发展，中国的加拿大原住民研究世代相传，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层面和政策层面上为中加两国的交流合作和相互借鉴提供了条件。南开大学丁见民讲师则论述了二战后加拿大土著民族政策的演变。他认为，二战后，加拿大政府适时调整土著民族政策，逐渐改变了此前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最终在原则上确立了较为平等的土著民族政策。 总之，这次会议以“危机与挑战”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加拿大研究各个领域的相关问题，充分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加拿大研究的新成果，必将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学者们的学术交流，并推动中国学术界不断深化对加拿大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