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族裔与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6月11-12日，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美国族裔与社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丹麦、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塞拉利昂等国34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史学集刊》、《历史教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期刊的学者共80余人与会。大会共收到论文50余篇，议题涵盖了美国族裔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 研讨会采用了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在主题报告中，五位学者应邀分上下半场作了发言。上半场首先发言的是印第安纳大学、北京大学王希教授。他所阐释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民族构建过程中种族/族裔与公民队伍建设的冲突。他指出，种族和族裔这些“发明的概念”在美国曾长期被作为界定公民资格的标准，后来则成为非白人争取公民权利和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工具。由于种族、族裔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白人获得公民资格经历了长期而反复的政治和法律斗争，这种斗争最终推动美国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相互认同形成，创造了一种政治化的“美利坚族裔”；第二个发言的是美国三一学院教授谢莉尔·格林伯格（Cheryl Greenberg），她关注的是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种族关系。在她看来，尽管美国还未进入后种族主义时代，但近几年美国黑人中产阶层规模显著扩大，黑人社区贫困率明显下降，种族结构日益变得有渗透性（porous），种族主义影响趋于削弱；随后，美国奥斯丁学院教授杰奎琳·摩尔（Jacqueline Moore）第三个发言，她演讲的主题是1865-1900年美国德克萨斯边疆的有色牛仔。她指出，尽管当时德克萨斯边疆的黑人和拉美裔牛仔的工作能力和男子气质得到一些白人牛仔的认可，但整体上他们深受白人种族主义的歧视，受到的尊重是极有限的。 在主题报告的下半场，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阿兰·库利科夫（Allan Kulikof）批评了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墨西哥移民威胁美国“白人-新教主流文化”的观点，他坚称美国墨裔移民并未危及主流文化，而是基本适应了美国的社会规范，并形成了超过墨西哥人想象的美国认同；科尔盖特大学教授格拉汉姆·霍奇斯（Graham Hodges）以自己在课堂上使用的六本美国亚裔史著作内容为依据，展示了当代美国华裔、亚裔历史地位的提高。同时，他认为，各族裔移民到第三、第四代时会成共同的价值认同。 在分组讨论阶段，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学术争鸣。 （一）、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 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二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 同时，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赌博、鸦片及卖淫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二）、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的观点是，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 比较有新意的是，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宗教信仰中的灵性经历作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作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另外，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 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 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 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他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 Phillips)的历史命运作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最后，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认同观。据她所述，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三）、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熔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此外，赵万武还提出美国犹太人具有积极活动于世界舞台的国际性。 在印第安人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是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以及对近代以来以满足人动物本能为标志的唯物质主义的批判。同时，该假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历史上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击，是对印第安文化的部分认同和欣赏；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 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四）、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关于移民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李凤云认为，美国国会在1880年代而不是在更早时期通过排华法案的根本原因在于1880年代美国经济的低迷。经济低迷加剧了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使其更加担忧华人占据工作机会和侵害白人种族的纯洁性；吉林大学墨西哥籍博士生罗米娜·克萨达·莫拉里斯（Romina Quezada Morales）指责了2010年《亚利桑那移民法》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规定过于严苛。她认为，该法制造了种族歧视和侵犯人权，引起了美国社会与墨西哥的反对，围绕该法的争论反映出美国政府既要限制墨籍非法移民，又要顾及墨籍移民选票的矛盾性；南京大学博士生曹景文对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外籍退伍兵入籍优待政策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美国这方面的优待从限制走向自由和放开，完善了退伍军人福利，增强了美军的吸引力和战斗力，并对改善美国国家形象和推进多元文化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渤海大学温荣刚博士对二战时期美国对日裔政策作了研究。他指出，美国管制并迁移日裔到偏僻荒凉地区的做法，不仅造成日裔生活困难，而且使他们在精神上遭受摧残；扬州大学杨伶俐副教授列举了“熔炉”理论和多元文化理论的局限性，认为美国少数族裔在得益于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也在被同化于白人主流社会。此外，东北师大副教授欧阳贞诚对美国移民结构作了分析。他认为，1960年代以来美国移民政策对有色移民放开使拉美和亚裔成了美国移民主力，这些移民以青壮年为主，婚姻较为稳定，家庭规模大于白人，对美国社会有重要影响。 奥巴马当选总统是美国种族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相应地，奥巴马当选前后美国种族状况也是本次会议学者们交流的热点。中国社科院姬虹副研究员以2010年美国人口统计为论据，指出美国人口的族裔结构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白人数量增长缓慢，老龄化严重，少数族裔、尤其是西班牙裔人口增加迅速。她断言，这种变化将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及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给美国的教育和经济等带来新挑战；洛阳外国语学院叶凡美副教授肯定了奥巴马当选是美国族裔公平发展的标志，并视之为近50年来美国民权运动作用和有色人口增长的结果，但她同时也强调美国种族歧视并未结束，美国实现种族平等之路依然漫长；温州大学黄卫峰教授对叶凡美的观点基本认同。他认为，美国社会对奥巴马竞选和当选的一些反应说明，尽管种族融合是不争的事实，但以白人新教为主导的美国主流社会，并未真正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少数种族和民族。 （五）、美国电影中的种族主义、研究述评及其他 作为美国思想意识的反映，美国电影也部分浸染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对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三位学者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予以了揭示。丁倩倩认为，电影《弱点（The Blind Side）》以一个黑人在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帮助步入主流社会的故事为主题，似乎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种族关系，但实际上其中仍然充斥着反黑人的模式和情感，黑人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白人则被视为善良和美的化身；赵洁认为，美国电影《来看天堂（Come See the Paradise）》讲述了一个二战背景下白人男子杰克和一个日裔女孩突破障碍建立婚姻的故事，但该电影将白人杰克放在了主体地位，而日裔女孩则只是陪衬，日裔男子的男子气概也被弱化以突出白人男子的气势；另外，陈方琪比较了迪斯尼动画《阿拉丁神灯(Aladdin)》和《风中奇缘(Pocahontas)》中不同族裔背景的角色，认为迪斯尼动画以微妙和隐蔽的方式宣扬着白人地位优越的偏见。 在综述方面，解放军外语学院石平萍教授归纳了“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即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研究）”的发展特点及缺憾；东北师大博士生伍斌就国内美国移民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提出了建议。在其他方面，吉林大学塞拉利昂籍博士生穆罕默德·拜·孔托克罗马（Mohamed Bai Konto-Kroma）认为美国外交在相当程度上为族裔、种族等力量所左右；吉林大学韩国籍博士生咸命植（Myungsik Ham）和菲律宾籍博士生伊莱恩·托伦蒂诺（Elaine Tolentino）则指出，冷战后韩国和菲律宾向美国持续的移民潮证明了美国软实力依然强大。 本次会议是国内美国史研究学界第一个有关美国族裔问题研究的高规格专题会议，集中了近几年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强了国内外学者间的交流，它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对美国族裔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