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0日，山梨大学熊达云教授做客南开大学，并作题为《洋律徂东——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与日本法律顾问》的讲座，基地师生三十多人旁听了讲座。
中国自晚晴以来就走上了一条近代化的道路，在这近代化的浪潮中最重要的则是制度和法制的转型与近代化。熊教授认为，在日本近代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有贺长雄是一个鲜有人知的名字，但他在中国法制近代化上着实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1907年清政府派出了赴德日的宪法考察团，为该团考察日本宪政大臣达寿、李家驹讲授日本宪政的，也是有贺长雄，这次联系，也使得有贺此后与中国保持长久关系打下了基础。虽然日本的宪法有种种局限和不足，虽然清末立宪最终走向失败，但是，日本学者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官员认识到了宪政并非洪水猛兽，而可能成为挽救自身危亡的一种可选择的政治模式，这使得顽固的保守阵营出现了可资突破的缝隙。除了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外，有贺长雄在袁世凯的制宪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政府一直主动地（而非听任谁的指使）寻求同有贺长雄的合作，袁世凯政府非常重视有贺长雄的建议，他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与演讲的主旨内容都被译为中文。可以说，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就是以这部《观奕闲评》为蓝本的。熊云达教授指出，应该对于《中华民国约法》以及《观奕闲评》予以更加客观的评价，看到其保持了三权分立等积极方面，并带入当时时代环境下进行考虑。熊教授接着讨论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与松冈义正的作用。熊教授经过详细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大清民事诉讼草案》条文八成以上来自《日本民事诉讼法改正案》，而非如先前一些学者认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师诉讼法或1890年颁布的日本民事诉讼法。熊云达教授最后总结到，近代以来日本的法律顾问对中国的法制、法律等涉及全国性、长远性的制度建设提供具体的咨询与建议，有的甚至身体力行，亲自捉笔描绘蓝图，然而他们如今的知名度却很低，有的甚至被遗忘与淹没。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人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承认他们对于中国的重要帮助。
讲座结束后，熊云达教授还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