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教育部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协办的“世界史研究的新起点与前沿课题”高端在南开大学召开。
论坛上半场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韩琦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分别报告。
李剑鸣教授的报告主题围绕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动向展开，他强调政治文化研究在现今美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介绍了美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其他学科的引入对于研究的影响，如政治学的引入和新社会史的兴起。李剑鸣教授还介绍了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方法，首先是要界定政治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政治文化在其中是一个自变量；其次，在方法论上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政治文化是什么、对政治发展结构有什么影响、政治文化的传承；第二层面则强调“非理性”的情绪，政治文化更偏重人的心理需求。
王晓德教授首先介绍了拉美史学的现状，国内掀起“拉美热”，但拉美史学却并不十分受重视，研究者纷纷转向现状研究，这种情况十分堪忧。因此，他强调研究拉美要从历史出发。王教授接下来分享了他的学术历程，开始做拉美史研究，后来转向美国史研究，最后又回到了拉美史，“以拉美史始，以拉美史终，可谓善始善终。”在拉美史研究的主题上，王晓德教授举了两个例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如何看待美洲”以及“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对美洲形象的建构”，并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王晓德教授表示拉美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人才来充实这个研究队伍，并向在座年轻的硕士、博士生提出了期待，年轻时要扩宽知识面、多学一门语言。
王立新教授作了主题为“外国史研究的启蒙意义”的报告。首先，外国史研究是为什么？王教授提出，晚清以来，外国史研究的目的经历了“知夷”、“师夷”到“制夷”的过程，这些主要都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但做外国史研究目的不仅仅是如此，现如今还承担有更加重要的“启蒙意义”。20世纪中国曾经历过两次启蒙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未来可能需要有第三次启蒙。王教授对比了欧洲和中国启蒙的区别，欧洲启蒙是一个“发现人的过程”，而中国启蒙则需要先“发现世界”再“发现人”，现在中国需要摒弃文化自大，消除文化偏见，而外国史研究则承担了这一“启蒙意义”。
论坛下半场则由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前任主任赵学功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杨伯江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做主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杨伯江研究员做了主题为“如何汲取史学等其他学科营养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报告，提出传统的国际关系都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讲起，而忽视了之前或者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需要对此有更深的研究,这便需要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
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介绍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一些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翻译居多，以及多依据中国史料去半想象研究日本，这对于正确认识日本是不利的。前者是没有中国的日本史，后者是没有日本的日本史，应该建立一种大视野下的日本史研究。
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南开日本史研究的概况，就科研管理体制、资源筹措与运用创新、人才培养创新讲述了日本研究院筚路蓝缕的发展过程，并着重指出南开日本研究人员的敬业和创新精神是南开日本研究的发展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