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举办“现代化、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报告会

发布者:丁见民发布时间:2021-12-16浏览次数:137

 “现代化、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报告会顺利举行


 20211114日上午,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化、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报告会,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在线上举行。本次报告会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邢来顺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金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沐涛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以及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房连泉研究员做主题报告。报告会由世界近现代研究中心韩琦教授主持,中心师生聆听了报告。

邢来顺教授做了题为“工业化与德意志帝国时期大众生活水平的提升”的报告。邢来顺教授指出,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虽然工业已经有较大发展,但社会整体经济结构仍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特征。之后德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机遇,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德意志帝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这种转变。随后,邢来顺教授通过收入水平与消费结构的转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来论证工业化时期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德国人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食品类消费支出在私人消费支出的占比和饮食结构的改善,证明了德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但邢来顺教授也提到,虽然德国的工业化具有普惠性质,但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发展通常是非均衡的,因此各地区和各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也存在巨大差异。德国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工业化的社会结果。为了应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了医疗、养老等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和其他社会政策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系统化、适用范围广、强迫性的特点,对改善民众生活状况起着积极作用。因此,从德意志帝国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能够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宁的典范,与德国的高速工业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刘金源教授的报告题为“从权力结构变革看英国政治现代化”,他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对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演进及特点作了汇报。刘金源教授认为在向民主制度的演进中,英国走了一条渐进改革型道路。在“光荣革命”后300多年的时间里,改革派利用国内政局变化逐步对国王和贵族权力进行限制,并通过五次议会改革先后向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主体和富裕农民、农业工人、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21岁的女性开放政治选举权,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国王和贵族之所以愿意作出妥协和让步,与经济发展、时代变革和人们的观念革新存在密切关系。纵览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其特点是政治权利和平和渐进地从既得利益者手中转移到人民大众手中,经历时间比较漫长,但是没有出现反复,社会付出代价相对较小。他将英国能够走上渐进改革型发展道路的条件归纳为三点,一是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二是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三是既得利益者的适时适度让步。最后,刘金源教授谈了自己的四点体会,那就是西方民主的历史并不悠久,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不同步的,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政治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

沐涛教授的报告题为“南非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他从南非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南非的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南非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沐涛教授指出,现代化之前的南非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在经济上是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落后经济。19世纪60年代末,由钻石、金矿开发所引起的矿业革命开启了南非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促进了制造业、商品化农业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南非现代化却面临着政治现代化的瓶颈。1994年,在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和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制裁的背景下,南非举行了本国历史上首次多种族民主大选,开启了以政治现代化为核心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沐涛教授将南非在二次转型中取得的成就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种族平等的、包容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三是黑人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贫富差距缩小。同时,南非二次转型的道路也存在经济增长乏力、非法移民、高犯罪率等问题。最后,沐涛教授指出,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的长期施行所造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种族矛盾、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但南非发展的潜力巨大,他对南非未来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充满信心。

毕健康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殖民主义与埃及现代化”。报告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首先,毕健康研究员反驳了一些西方学者对殖民统治的辩护,强调殖民主义对非洲现代化的消极影响。他认为,殖民主义带来的军队职业化及军队对政治的干预,是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周期性的不稳定、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源。殖民主义更是剥夺了非洲人民的自决权和主权,使非洲人民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和融入世界浪潮的黄金机遇期,从根本上推迟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技术发展、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随后,毕健康研究员梳理了自19世纪以来埃及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并主要分析了纳赛尔执政时期以来埃及第四波现代化的成效与仍存在的问题。毕健康研究员指出,纳赛尔执政后,埃及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工业化政策推进埃及现代化进程,工业结构开始升级,埃及开始从落后农业国向准工业国迈进。但自萨达特执政以来,埃及在经济上依赖受制于国际市场波动冲击的侨汇、石油出口、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在埃及遭遇严重挫折。毕健康研究员认为,工业化的失败使得埃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裹足不前,优质就业岗位少,社会结构难以继续优化,总体表现出中间阶层人口规模小,两极分化严重的特点,而这种社会结构两极化的格局又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制约了埃及的现代化发展,这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亟待打破的瓶颈。

房连泉研究员的报告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福利民粹主义——以阿根廷为例”。房连泉研究员回顾了庇隆政府执政时期养老、健康、住房、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扩张政策。他指出,工会运动是庇隆政府的执政基础,阿根廷并未像英美国家一样建立起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而是采取工会分散管理体制,工会势力的大小对该时期福利政策的倾斜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政策分析,房连泉研究员总结了福利民粹主义的特点,即阿根廷福利政策扩张的实质是以政治需要为出发点,忽视了经济规律和财政约束,缺乏制度长期建设目标,造成了福利体制的畸形发展,最终在再分配领域产生了逆向效果。房连泉研究员还总结了庇隆之后阿根廷福利体制的变革,他认为,福利制度的变革在阿根廷存在历史循环,政治家的短期目标,即将高福利作为吸引选民的工具,一直是福利政策出台的主要动因。而阿根廷的福利支出实际上存在制度性的结构缺陷,因此,即便福利支出的水平一直居高不下,但阿根廷的经济社会仍然存在诸如贫困率高、两极分化现象突出、社保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差、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养懒汉”文化、社会冲突和矛盾难以有效治理等问题。最后,房连泉研究员还将报告引申到了对其他国家福利体制建设与改革面临的困境的讨论。

在自由提问环节,五位专家对“为什么英国没有走向威权主义”、“阿根廷高福利水平与高贫困率之间的矛盾现象”、“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非洲现代化的影响”、“德国福利体系建设中与其他国家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解答,五位专家对所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和深厚功底令听众获益匪浅。

本次报告会选取的五个国家涵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多样性。五位专家的报告体现出,现代化道路是一元多线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版,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存在差异性,其历史背景、全球环境、发展动力与存在的问题各不相同。同时,现代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不同的社会转型。这些转型有的能够巩固和深化现代化的成果,有的则使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逆向后退。复杂的差异性需要每个国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从长远考虑,寻找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张昀辰、刘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