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2-24日，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百年来世界的变局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日本东北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翰林大学、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天津社科院、东南大学、苏州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四十余家国内外高校及科研单位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南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多维视角，探讨百年之变局，展望未来之发展。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杨栋梁教授以《走向战败：一战后日本帝国的国策“转向”》为题，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为契机，从独特视角剖析了日本帝国从兴盛至灭亡的国策“转向”。杨栋梁教授指出，一战后日本虽然达到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历史高峰，却因华盛顿体系压制、国内矛盾激化及政党治理失效，导致社会思潮分裂。日本军部、右翼与官僚合力推动“昭和维新”，以暴力手段实现对外扩张与对内集权，使国家从协调外交转向对抗英美，从宪政自由走向军国独裁。正是因为这种“转向”深植于制度漏洞（军部特权失控）与精神堕落（贪婪与自大），最终使日本在盲目扩张中走向自我毁灭。正所谓“帝国之兴”源于理性进取、开放的明智精神；“帝国之亡”源于贪婪、欲望的昭和精神的堕落。
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以《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决策及其演变》为题，系统剖析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的决策机制与演变过程。他指出，日本侵华决策具有全面性、计划性和必然性：其决策通过御前会议等最高统治集团机制制定，而非军部独断；从局部扩张到全面侵略的推进体现了决策过程的严密计划性；一系列战争决策的内容印证了“田中奏折”所体现的侵华战略方针与计划，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他强调，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发动非正义战争，最终必然失败。报告尾声，他呼吁以史为鉴，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臧运祜教授在报告中利用了大量日本原始档案，为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动因与本质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日本东北大学的安达宏昭教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华北经济统治与破绽》为题，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政策入手，指出日本占领华北后面临的两大问题：粮食与棉花的双重短缺。由于运输能力不足，1943年日本将华北地区作为重要开发地区。同时，为了维持战时经济，试图于华北增进矿业生产与棉花种植，但由于粮食不足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化作一纸空文。他指出，华北经济统治政策的失败，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以《抗日战争中的主义与利益》为题，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政府、苏联、日本、美英等多方视角切入，分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战场上的复杂利益纠葛。苏联虽为共产主义国家，在对日政策上却极为复杂：一方面支持中国抗战，目的为将日本拖在中国战场；另一方面在《苏日中立条约》中与日本达成利益交换，目的为避开东西双线作战。抗战后期因共产党军力陡增，日本亦曾尝试由“防共”转向“融共”，但因战局变化未能实施。21世纪以来，两岸学界形成共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共同构成抗战整体。他指出，这一认知对两岸抗战史研究与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以《从国际认同到战略政策——战后日本历史演进的几个问题》为题，系统阐述了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与战略政策的演变。杨伯江教授指出，日本在战后经历了对军国主义的制度性切割，确立了和平宪法与经济立国路线，但在政治文化、历史观等方面仍与战前保持连续性。他将日本战后分为四个阶段，2012年至今，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美国盟友”的认同进一步加强，日本确立的包含军事要素在内的大国化这一国家战略目标没有改变，但实现路径发生了变化。杨伯江教授指出，日本国家认同与战略政策存在内在矛盾：和平宪法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冲突、“亚洲一员”身份认同短板、以及和平主义与军事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本将继续渐进式战略转型，但仍受制于宪法、美国因素等制约，矛盾亦有深化的可能。
在大会专题报告环节，汇报人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分为两个单元，在三个会场同时进行。分组讨论结束后，大会进入闭幕阶段。闭幕式上首先由毕世鸿教授、王美平教授、田庆立教授对三个小组的会议情况进行总结报告。小组总结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跃斌对此次研讨会进行总结，张跃斌研究员指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崩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需要学术上的不断深化、加强交流，以警惕修正主义叙事，理性展望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史为镜，照亮东亚未来。最后，中心研究员张玉来对所有参会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宣布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