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1日下午，第二届南开史学雷海宗讲座第二讲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历史学院天挺阁举行，本次讲座特邀沃斯特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他以“行星地球有其历史：人类的第一次转型”为核心主题展开分享。中心主任付成双教授主持本场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侯深教授，以及南开大学校内外六十余名师生共同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讲座伊始，沃斯特教授带领现场师生回顾了首场讲座中提及的地球历史演化螺旋图。该图完整描绘了自地球诞生至今的全部发展历程，展现了地球与生命的共同进化过程，火山喷发、海洋形成、山脉隆起、生命出现、物种演化等关键阶段皆囊括其中，却在人类出现的节点戛然而止。对此，沃斯特教授呼吁历史学家摒弃人类优越主义，将人类历史纳入这一螺旋结构体系，并向学界阐明人类是“伟大螺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进一步指出，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将更具包容性，会更加聚焦人类作为自然一部分的物质进化过程，深入探究人类的躯体、器官、内心欲望与本能等维度，尤其关注那些驱动人类寻求食物、繁衍生息的自然本能。同时，历史学家也将致力于探索并构建全新的历史时间划分体系，将“地球”这一核心元素融入其中。
在回顾“大螺旋”图示之后，沃斯特教授围绕人类社会的两次重要转型展开阐释。他表示，18 世纪学界以生产力为划分维度，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成采集时代（foraging）、农业时代（agrarianism）、工业资本主义时代（industrial capitalism）。其中，采集时代属于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属于全新世时期（Holocene）。人类社会的两次重大转型，即从狩猎采集时代向农业时代的转变、从农业时代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变，均是循序渐进的变革过程，且二者的发生均由人口结构变化所驱动，具体表现为生育率提升与人口密度上升。随后，沃斯特教授将这三个社会发展时期与卡尔・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概念相关联——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组织劳动力、人力与自然资源，以生产人类生活所需物质产品的方式。沃斯特教授认为，马克思在生产关系的相关论述中，忽略了非人类层面的行星因素，以及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相较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进化生物学中常见的“生态位”概念，是更具包容性的历史研究概念。在进化生物学中，生态位被定义为某一物种的生存方式，涵盖觅食、繁殖、组建家庭与建立社会等一系列行为，物种在创造专属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并无明确方向与目标，核心目的仅在于让自身的生存状态更加稳定。
紧接着，沃斯特教授简要分析了采集者的生活状况与生存之道。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曾将采集者称作“最初的富裕人群”，并将其生活方式视为区别于现代生活的另一种选择。但沃斯特教授指出，从各方面来看，采集者的生活状态相较于现代社会仍处于贫困与简陋的水平，且这种生存方式最终被证明不具备可持续性。在不断变化的行星生态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实现绝对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一长期存在的生活方式最终走向消亡的原因，沃斯特教授提出了自身的假设：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超出了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最终导致采集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而这一衰落过程历经了极其漫长的时间。他进一步强调，对于研究行星历史而言，约翰·格兰特及其创立的人口统计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代人口统计学家经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距今约一万年前，地球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500万至1500万的峰值，彼时人类全部以采集或狩猎的方式生存。此后，人类逐步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创了全新的农业生活方式，而这一转变过程耗费了数十万年的时间。
随后，沃斯特教授阐释了农耕主义的核心理念：作为一种社会与道德哲学理念，农耕主义认为小规模耕作或农业活动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其核心是构建以农业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在解读农业的内涵时，沃斯特教授重点提及了“驯化”（domestication）这一关键概念。他指出，驯化是人类开始掌控自然选择的过程，是人类根据生物地理环境，对周边动植物群落进行重新设计与利用的实践，更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生产转型的突出体现。这种从采集狩猎到动植物驯化的转变，不仅让人类对生物群、水源、土壤等自然事物的掌控力持续增强，也使得男性对女性、奴隶主对奴隶、统治者对臣民的支配与控制力随之提升，父权制（patriarchy）也由此应运而生。
接下来，沃斯特教授再次发问，为何会出现这一首次重大变革？针对这一问题，沃斯特教授提出了两个假设：其一，富有智慧的领导者或天才引领人类迈入农业社会，他们向民众传授了增强自然掌控力、提高孩童存活率的方法；其二，普通人类内在的生理需求，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存方式。为论证这一问题，沃斯特教授以蚂蚁先于人类开启“农业活动”为例，指出农业社会的诞生并非源于超凡的智慧或杰出的发明家，而是源于普通民众及群体的内在需求，由此对第二个假设表达了支持。他还引用马克・内森・科恩教授的观点，指出农业相较于狩猎采集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在单位面积土地、单位时间内产出更多热量，从而支撑更为密集的人口，而农业生产方式的采用，往往是人口压力迫使人类做出的选择。因此，这一转型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通常都出现在人类食物供应达到极限的节点。沃斯特教授同时对采集时代的普通先民表达了赞赏：正是先民们基于自身的内在需求，结合对当地资源限制的清晰认知，才开创了农业生产方式，让人类得以持续存活并繁衍昌盛。
讲座最后，沃斯特教授针对人类社会第一次重大转型的成因，给出了自己的核心假设：随着人类需要养育的后代数量持续增加，普通民众不得不做出生存方式的改变。这场转型是人类对食物和繁衍的基本需求，与人类独特的超强大脑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转型的成功，并非源于人类的聪明、睿智或创造力，而是因为人类始终在主动寻找、收集短缺的食物，并且学会了应对由自身欲望引发的各类问题。最后，沃斯特教授还向现场师生提醒，历史研究不应将过去理想化，更不能将其当作逃避当下现实问题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