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2日下午，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教授一行访问中心日本研究院，与骨干教师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题为“历史与现实——作为方法的中日关系再思考”的学术讲座。本次活动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主持。
李廷江教授首先对中心日本研究院的学术传统与研究成果表达了由衷的敬意。他指出，南开日本研究历史悠久、学风严谨，从吴廷璆先生奠定根基，到俞辛焞先生打造国内外知名研究重镇，再到杨栋梁教授等薪火相传，始终在国内日本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他感谢刘岳兵院长的邀请与接待，并期待清华与南开之间发扬西南联大传统，开展更深入的学术合作。
在随后的讲座中，李廷江教授以“万隆会议与书翰外交”为中心展开论述。他指出，在当前外交部公开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历史在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可以依托高层外交中关键人物的书信、电报等材料，此即“书翰外交”的本义，也是一种重要的外交史研究方法论。关于万隆会议，李廷江教授强调，这一会议是战后中日外交的起点。“政冷经热”、民间外交促进官方合作、“非正式外交”等当今中日关系的常见特征，早在万隆会议期间的中日高层接触中已有所体现。通过展示高崎达之助与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物在1955至1962年间的书信，他指出，即便史料有限，这些书信的内容及其存在本身，仍有助于理解中日双方在地缘格局、中日贸易、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与分歧。同时，直接阅读历史人物的书信，能增强对历史的体验感——例如作为军事家的陈毅元帅与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总理，在对外交往中各具鲜明的性格特征。围绕关键人物书信展开研究，有助于将不同研究题目联系起来，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
李廷江教授还以自身研究为例，指出书信的阅读与研究有利于探索新领域。他提到，自己的著作《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写作缘起，正是对孙中山一封书信的发现。他总结道：“通过一封信，可以找到一个线索。一封信就是一篇论文、一个领域。”在“作为方法的中日关系”这一主题下，李廷江教授进一步指出，私人书信与个人关系不仅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与现实密切相关。在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中日关系中，存在大量非正式交流，如LT贸易、中日青年联欢、议员及文化人士推动的民间交流，成为“无国交时代的桥梁”。这些交流塑造了一大批愿意相互理解的中日青年，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日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厚的情感为全面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
李廷江教授还回顾了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之后的中日关系，称之为“被遗忘的黄金十年”。他指出，这一时期的成果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得益于战后中国政府推动中日民间交流的努力，同时是日本方面倡导政民合作、实现和平友好的实践成果，更是两国致力于历史性和解的共同意愿。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经验成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资源，大量关于日本的知识与思想的翻译、介绍与传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以及日本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些逆风。但回顾80年代两国的互动，我们仍对当时官民各界的努力感到自豪，应当珍视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外交遗产。他引述1978年邓小平与福田首相的会谈内容：“即使社会制度不同，从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形势来看，两国必须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关系的发展并非权宜之计，中国需要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日本也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李廷江教授坦言，在当前中日关系日渐降温的背景下，愿意来中国大陆交流的日本学者日益减少。因此，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尤其是南开的日本研究学者，肩负着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维系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与学术友谊。他勉励青年学生应当有热情、有兴趣，走出去、交朋友，认为走出校门是丰富世界认知、深化历史理解的重要途径。
讲座结束后，刘岳兵教授高度评价了书翰外交的方法论意义，指出当前佛教外交、笔谈外交、书翰外交等研究形式具有“小史料、大问题”的特点，值得深入学习。随后，我院师生与李廷江教授就外交史研究史料的分布、战后日本社会的中国认知、各国学界的研究热点、历史经验的参考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