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2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兼职教授杨伯江，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应邀访问日本研究中心，分别作题为“战后美国与日本及其政治右倾化”与“日本近代化的得与失——方法论的视角”学术讲座。
讲座开始后，杨伯江教授对“右倾化”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他强调，“右倾化”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内涵的界定存在显著差异，这要求研究者从思想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维度，结合具体历史背景与现实语境加以理解。但共性的是，“右倾”概念的核心逻辑始终围绕“变革与保守”“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展开。日本“右倾化”是一种试图倒退回1945年以前历史高光时期的“复古”行为，“有事法制”、PKO法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积极和平主义”等案例彰显出，日本军事政策的急剧变化属于思想内核的保守，表现形式的激进。
随后，杨伯江教授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日本右倾化的主要表现。第一是历史修正主义，包括否定东京审判、坚持不正确的二战史观、美化侵略历史等；第二是爱国心教育，日本将“尊重传统”写入《教育基本法》，日本政府、军方和宗教的结合是典型表现；第三是推动修宪，日本修宪触及到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和平主义三大原则；第四是再军事化，日本近年来推动军工产业发展，既有突破战后体制的政治考量，也有以“军事凯恩斯主义”拉动经济的现实需求。日本军工产业扩张将冲击地区安全格局，并可能形成“军工复合体”，反向推动日本对外政策进一步军事化，产生恶性循环。
其后，杨伯江教授区分了日本右倾化生成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从内部看，日本面临长期的民族认同危机。教授援引日本学者中野晃一的观点，强调“右倾化现象实质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日本经济衰退导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的丧失，以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使日本愈来愈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从外部因素看，一是国际格局与国际形势变化造成的体系与结构性压力使日本“窒息”；二是美国战略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保留天皇制度、战后处理上大放水、纵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及修宪、“再军事化”动向。
在此基础上，杨伯江教授进一步梳理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特殊影响力，指出日本主流意见认为由于美国，日本才得以两次“开国”，走向世界。战后美国通过道奇计划、提供订单、资金援助、转让技术和开放市场等，帮助日本恢复经济，使得日本对美国“感恩戴德”；美国同时通过保留天皇制、推动文化与宗教传播等方式，逐步塑造了日本保守派长期稳定的亲美倾向。
讲座最后，杨伯江教授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为理解、分析日本右倾化提供了不同视角。现实主义强调利益、竞争与权力平衡，美国战后对日政策及冷战时期的战略布局，体现出典型的“制衡”逻辑；自由主义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对日美同盟“再定义”进程具有较强解释力；建构主义则关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为理解战后日美如何“化敌为友”提供了分析框架。杨伯江教授还鼓励同学们在未来研究中，不仅要关注国际政治现象本身，更要立足理论高度，寻找问题意识与研究切入点，以系统、多维的视角解析国际关系的复杂问题。
王新生教授的讲座围绕日本近代化的基本内涵、政治经济与社会近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等问题展开。讲座伊始，王教授指出，近代化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教授主张从政治多元化、经济工业化、生活城市化和行为理智化四个方面来分析近代化。其中，政治近代化并非简单等同于民主化，而是经历了权力集中、扩张、分散的动态过程。后发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往往首先面临权力集中以建立近代中央集权制，其次是权力扩张纳入更多参与者，最后才是权力分散实现权力制衡。
其后，王新生教授将东亚地区的政治近代化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权威主义政治阶段，以民族英雄式的权威人物领导，通过个人权威和政治动员集中权力，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建立民族国家；二是是发展主义政治阶段，以经济现代化为取向的强权政治人物出现，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核心目标，通过技术官僚体系、出口导向工业化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实现所谓的“东亚奇迹”；三是精英多元政治阶段，即竞争性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分化以及官民协调体制的形成；四是市民多元政治阶段，即市民社会真正参与公共决策，实现社会自治与民主深化，但这一阶段在东亚整体上仍未完全成熟。日本战前已基本完成前两个阶段，并出现向多元民主过渡的趋势，而战后改革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随后，王新生教授基于罗斯托1960年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日本经济近代化历程进行了梳理。日本近代经济首先经历了以农业资源积累和官营工厂为核心的“起飞前提阶段”，随后进入以民间资本与轻工业革命和国家资本与重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起飞阶段”。甲午战争后，日本依靠国家资本发展重工业，一战期间则借助国际市场机会迅速扩张重化工业。战后，日本进一步迈向成熟经济与消费社会阶段，实现了高速增长与社会消费革命。
接着，王新生教授强调了对日本社会近代化的关注。他认为社会现代化包括四个阶段：一是工业化与人口流动，从身份制到法律上的平等与权利；二是宪政政治与精英阶层的扩大；三是市民社会与普选权的发展；四是消费革命与福利国家的建立。
然后，王新生教授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经验：一是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致力于全面近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并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等口号；二是通过宪政体制构建国民国家，不断扩大选民基础，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效忠；三是积极融入国际规则体系，通过六法齐全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
王新生教授也深入分析了日本近代化失败的历史教训。他指出，日本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例如天皇权力设计模糊、首相与内阁权限有限、军部权力过大等问题，为后来军国主义膨胀埋下隐患。此外，战前日本社会城市化水平和中产阶层规模不足，社会基础不够成熟，导致政党政治缺乏稳定支撑，最终在经济危机与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走向法西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