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6-18日，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同筹备的“百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及当前动向”学术研讨会暨《走向战败：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新书发布会在中心日研院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云南大学、苏州大学、东南大学、郑州大学、辽宁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50多名学者出席会议。
6月17日上午，在中心研究员刘岳兵教授主持下，隆重举行了《走向战败：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新书首发式。中心杨栋梁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社长、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侯建新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付成双教授共同为新书问世揭幕。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走向战败：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由杨栋梁教授担任主编，全书共四卷，约166万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各卷著者包括：第一卷，杨栋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第二卷，刘轩（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第三卷，张东（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第四卷，王美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杨栋梁教授详细介绍了本书历经十年磨炼的问世过程。杨栋梁教授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在不断地探寻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为日本研究者，我们在不断地探寻日本是谁？如何相处？他和别人如何相处，我们要和他如何相处？日本研究包括本体研究和关系研究。对于最近成为话题的麻烦制造者——高市早苗，她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民众支持率？作为日本历史研究者，我们有必要把日本的本体讲清楚，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此，自2015年起，我们开始策划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的研究课题。2017年，该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支持。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国内外学界首次提出国策“转向”概念及其理论研究框架，实证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发生国策转向的远因近因，阐明日本国策转向导致其战败灭亡的逻辑演进、社会病理和历史教训。一战结束后，日本没有因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而走向安定，而是因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和叠加，使得国家发展处在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经过左、中、右等各种社会势力殊死博弈，军部激进派、新官僚和民间革新右翼构成的极右法西斯势力崛起，他们用“笔杆子”抓舆论、造声势、诛心夺魂，靠“枪杆子”对内白色恐怖、对外侵略扩张，从而主导了国策“转向”。
在价值取向上，由明治以来的以欧美为是，转向以日本的皇国文明为是；在对外关系的战略选择上，由明治以来奉行的与强者为伍的“协调外交”方针和“远交近攻”策略，转向排他性亚洲门罗主义（日本主义）强硬外交；在治国理政的统治体制机制上，否定政党政治，将宪政包装的近代天皇制彻底变异为极权制，否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全面推行国家垄断的战时统制经济，完全剥夺国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实行严厉的社会管控。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走向战败：一战后日本国策“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的学术贡献，认为该书从多元文明互鉴观点出发，探究日本国策转向导致日本帝国灭亡的历史逻辑，弥补了关于两次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的空白，是从战间期日本“国策转向”研究看当代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重要参考，是新时代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式日本研究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奠基之作。该书出版有助于充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借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大理论贡献，并成为中国式日本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上午的大会主题报告由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主持。围绕“百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及当前动向”，与会专家展开了深入探讨。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系统论述了“日本走向战败的深层精神构造”。宋成有教授指出：日本走向战败的精神构造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一君万民，忠君爱国，义勇奉公等这些带有政治宣传的口号，都是一种表层精神。作为日本人的意识内核，其精神原点，或者说深层心理的支撑点、主心骨，主要包括神国论、王国论和武国论。
宋成有教授指出，武国论缘起于传说中的“天之琼矛”，借此形成日本国土的大八洲。天孙奉神敕下凡，携带的三件神器之一是代表武勇的草雉剑。最早确立大和国家统治的更是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从日本历史起源看，始终伴随着“武国论”色彩，后来的许多天皇如武烈天皇、天武天皇、文武天皇、桓武天皇等也都强调武的色彩，将天皇权力与武力连接在一起，并祈愿未来“武运长久”。
幕府时代更是典型的武家社会，“武国”观念成为国家的本质，主张“立国为武”，“尚武精神”与“富国强兵”成为基本国策，并渗透于各种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之中，最终形成了“武士道”。从近代日本历史看，成也因武，败也因武。由于日本过度重视“尚武”，只认识武力，“威武而不怀德”，导致日本最终走向疯狂，并招致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灭亡。然而，在战后80年的今天，象征着日本帝国、武国精神的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八幡神社等仍然遍布日本各地，各种宣传武士道精神的影视作品、图书资料、历史教科书等仍在大量发行，这不仅成为日本右翼势力重要的精神支柱，而且还深刻影响着当代日本的年轻一代，使日本社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不方针——不认输、不认账、不反省，这是否会演变当代日本的再一次战略误判，尚待时日观察。
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韩东育教授以“日本转向中的‘国是’与‘国策’”为题，探讨了明治维新和昭和日本的关系。韩东育教授认为，在接纳西方价值观的过程中，日本曾经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口号，从“国是”角度看，带有现代国民国家的色彩。然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完成了近代化，但却没有完全走向近代性，也就是没有解决人的近代性问题。在大正时代，在人的近代性问题上，日本又退回了明治以前，回归所谓“武国”、“神国”、“八纮一宇”等状态。
1930年代后，伴随着《治安维持法》颁布及其对自由控制的不断加强，在“国策”根本转向的环境下，大量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被迫宣布“转向”。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应该避免陷入日本学者将明治维新与昭和日本加以必然联系的陷阱，必须客观对待明治维新的进步性及其不足，客观分析昭和日本的真正问题点。东条英机在袭击珍珠港之前曾经说过，“不试怎么知道不行？”今天，我们绝对不要低估日本人所谓“无谋的举动”。作为学者，作为研究者，我们希望把这个证据找到，防患于未然。希望这套书赶紧实现中华学术外译，让当代日本人好好研究研究，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北京大学臧运祜教授从动态历史视角探讨了从“昭和百年祭”与“昭和战前期”问题。臧运祜教授指出，近代日本历史上有两个百年来，第一个百年是明治百年，到1968 年，日本从战火废墟里重新崛起为世界老二，它实现了明治百年的目标。第二个百年就是今年，日本搞了个“昭和百年祭”，这与高市早苗紧密相连。昭和百年祭将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日本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对于昭和这段历史，特别是昭和战争史，到底怎么定位？怎么评价？中日两国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各说各话。
日本为什么从一个所谓“光明的明治”时代走向黑暗的昭和时代？到底怎样实现了从“明到暗”的转向？《走向战败》的“国策”转向研究是中国学者的巨大学术贡献，它弥补了司马辽太郎史观的中间空白，说出了他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得出了他不能得出的结论。臧运祜教授认为，1928年和1936年是日本“国策”转向的重要年份。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时召开东方会议，整个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特别是对华政策转变。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并策划皇姑屯事件，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起点。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操作下，制定了包括后来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世界大战的基本国策。
17日下午，第一单元大会主题报告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轩教授主持。围绕“日本的国家战略与当前动向”主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专家团队，从多个视角解析了日本当局的战略动向和相关政策。杨伯江所长认为，杨栋梁教授主编《走向战败》从一战到二战，弥补了两战之间研究成果的空白，其研究方法由点到面、具有多维立体性特点，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成果。日本“国策”转向研究对于理解战后和当下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具有深刻启示意义。第一，“国是”与“国策”之分，同样适用于分析今天的日本。战后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广大民众普遍接受了和平主义理念。但是，另一方面，保守派政治精英并没有从内心深处接受和平主义理念。战后日本的“国是”就是大国化。第二，制动闸失灵问题。战后日本废除了近代天皇制，使天皇成为象征性国家元首，三权分立，内阁统揽全国行政，但今天日本的政体仍然存在一个权力空白，由此导致其决策时常权责不明和所谓集团负责。
杨伯江教授指出，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落后性、后发性或追随性，不仅体现在近代化进程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时代潮流、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认知上。2013年安倍晋三提出“积极的和平主义”，即为了所谓的实现和平、维护和平，而不惜采取非和平手段。直至今日，许多日本政治精英的时代认知依然十分狭隘，并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特点。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放开军工产业生产，值得我们充分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个安全军事政策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今后发展道路有可能把军事和经济结合起来，实现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军工复合体和激进对外政策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相互刺激、轮番上升的一个不好趋势。日本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安全化成为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第一特征，并进一步拓展到军事化、实战化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张勇研究员通过对战后日本外交走向的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要在“多维视角之下去思考中日关系”。卢昊研究员从资本主义发展、亚太地区权力转移、国家主体和国内政治四个历史脉络分析了日本的战略变动及其对华战略特征。陈祥副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日本跨党派亲台议员窜访台湾和日台关系的最新动向。王一晨副研究员分析了“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底层逻辑和当前动向。孙家坤助理研究员从琉球人身份重构和认同表达问题角度分析了冲绳的反基地运动。东南大学田庆立教授主要探讨了高市早苗政权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想倾向和行动实践问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乔林生教授从当前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角度出发，强调进一步加强对日研究的重要性问题。
第二单元大会报告由中心王美平教授主持。围绕“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层逻辑”的主题，长春师范大学张晓刚教授历史性探讨了林弥一郎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董灏智教授系统考察了日本近代的“七十年战争”认识，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王铁军教授重点分析了近代日本“北进论”战略的选择逻辑，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世鸿教授侧重则介绍了一战后日本“南进论”的战略演变。苏州大学孙继强教授从战争宣传视角，考察了战时日本情报宣传机构的演变。山西大学杜小军副教授从文明构建视角论述了日本型近代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天津社会科学院龚娜副研究员从读《走向战败》启示出发，探讨了日本国家战略误判研究的学术意义。天津师范大学杨立影副教授从“国民－帝国”双重形态出发，研究了一战后日本的“转向”轨迹。
中心李卓教授指出，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是日本宪政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它打破了日本宪政史上从来没有女首相的历史。虽然我们不喜欢她，而且从她上台以来，一直很右，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其上台的影响。作为老牌政治家，她的国会辩论能力、掌控舆论能力都远超一般人。无论其是否长期执政，我们都必须加以重视。日本研究院赵德宇教授认为，历史上的华夷秩序作为一种维稳式的对外体制，是一种牺牲自身利益以维持国际秩序的体制，对周边国家没有什么不好。与近代西方的对外掠夺体制相比，是一种文明进步。日本人学习西方，全面吸收了西方坏的东西，加入西方的掠夺体制，于是有了日本所谓“利益线”，有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略朝鲜等对外侵略。高市早苗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非常恶劣，必须高度警惕。日本研究院的尹晓亮教授、程蕴副教授等也即席参与了讨论。
最后，天津社科院原院长张健教授做了大会总结报告。张健教授认为，杨栋梁教授主持的《走向战败》的最大贡献在于，这是中国学者自己构建的中国式日本研究，是构建中国学者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次重要尝试或实践。宋成有老师上午讲的“武国论”非常深刻，进一步拓展了近代日本“国策”转向的历史基因。韩东育老师在对明治维新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其不足和问题，特别是日本完成了近代化而没有完成近代性的问题，非常经典。臧运祜老师对“昭和百年祭”的思考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杨伯江所长结合近代日本“国策”转向，看当今日本国家战略转型，认为《走向战败》弥补了两战之间研究成果的空白，定位非常准确。
中心刘岳兵教授在最后的闭幕词中强调，发布会环节我已经说了六个衷心感谢，无论多少个衷心感谢都无法表达此时此刻的感谢心情。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心准备和深入讨论，杨老师的“国是”与“国策”，宋老师的“武国论”，韩老师的“现代化”与“现代性”，臧老师的“昭和百年”，灏智老师的“七十年战争”对“十五年战争”等，都是近代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各位专家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历史意义角度看，这都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术会议。
经过紧张而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交流，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百年来，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其推行的国家发展战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世界风云变幻、国际秩序重构的今天，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当下日本的社会动态与战略走向，进一步加强日本历史研究，深入洞察日本战略发展与国家走向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