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9日下午，“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第237期在历史学院天挺阁127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题为“移民与原住民：拉丁美洲史上的野生动物与驯养动物”，由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克劳迪娅·利尔(Claudia Leal)教授主讲，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肖恩·范·奥斯达尔（Shawn Van Ausdal）副教授、中心赵航助理研究员及众多同学共同参加。
讲座伊始，利尔教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题：通过拉丁美洲环境史与动物史的有机结合，从历史视角阐述拉丁美洲动物发展史，帮助大家理解动物在拉丁美洲历史中的地位。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动物研究并未受到重视。但随着全球范围内动物史热潮的兴起，拉丁美洲动物史研究逐步发展，并成为环境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向大家展示了十余年来拉美学者动物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和学术论文，其中2013年出版的《Centering Animals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一书被视为该领域的重要转折点。
接着，利尔教授探讨了拉丁美洲历史领域最为重要的革命性事件——“哥伦布大交换”。16世纪欧洲殖民者带来当时美洲尚未存在的家畜，进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殖民者抵达之前，美洲本土存在驯化动物，但种类极少（仅羊驼、豚鼠和火鸡），且分布范围狭窄，整个大陆并未形成广泛的家畜体系。针对这一现象，她引用了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来解释，即并非美洲人不会驯化动物，而是美洲满足驯化条件的物种较少。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并非所有人都希望驯化动物，而是更愿意与动物建立非支配的友谊关系。
当旧大陆的驯化动物抵达美洲时，它们对殖民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这场革命，学界存在不同的解读视角：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中强调，“哥伦布航行带来的最根本变化本质上属于生物学层面”，新的动植物物种——尤其是家畜的引入——帮助征服了美洲；人类学家埃莉诺·梅尔维尔则通过墨西哥梅斯基塔尔山谷的案例揭示，绵羊的过度放牧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家畜在另一种意义上“摧毁”了美洲。《帝国的生物》一书对家畜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指出殖民者将家畜视为文明的象征；而玛西·诺顿则将征服过程归结为两种理解动物方式的冲突：欧洲人发展了精英狩猎与畜牧业体系，而亚马逊和中美洲地区的原住民则形成了以互惠式捕食、跨物种“熟悉化”为核心的独特互动模式。
利尔教授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少数动物，试图展现每种动物如何根据自身特性参与物种的殖民过程。在她看来，每种动物的特性不同，参与创造历史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欧洲猪在殖民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体格健壮、更容易成功横渡大西洋，野外生存与繁殖能力极强，能够依托美洲本土广泛种植的玉米存活，一度成为矿山劳工的主要肉食来源；在一些原住民人口急剧减少的岛屿上，进入丛林觅食的野化猪群大幅降低了欧洲殖民者的开垦成本。
鸡在美洲被接受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食物来源具有优越性，而是有深层的原因：历史证据表明部分原住民群体有饲养野生鸟类并利用羽毛的传统，加之西班牙殖民政府强制以鸡蛋缴纳宗教贡赋，原住民由此被动接受了养鸡生产模式……通过对比欧亚与美洲的驯化发展路径，利尔教授强调欧亚大陆的家畜驯化历经数千年之久，但美洲的家畜引进却异常迅速，这与殖民征服过程紧密关联，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区域地貌、土地产权和原住民生存方式。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教授把视角转向拉丁美洲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拉丁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相对稀少，这与更新世末期发生的大规模动物灭绝事件密切相关——南美洲约有50属大型动物消失。幸存的大型动物如美洲虎、貘等多为独居、夜行性物种，难以被人类观察和驯化。即便是栖息在开阔地带的水豚、原驼，也难以和非洲境内的动物数量相比。
在保护实践方面，她梳理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秘鲁的鸟类保护源于19世纪鸟粪出口的经济需求——鸟粪作为优质肥料远销欧洲，为秘鲁带来大量财政收入。19世纪后期鸟类种群一度锐减，直到20世纪初秘鲁政府制定了一项保护计划。哥伦比亚的油鸟保护始于1960年，由一位大学教授推动建立保护区。秘鲁的潘帕斯加莱拉斯国家保护区于1967年建立，成功将濒临灭绝的小羊驼（Vicuña）种群从6000只恢复到了数十万只，而保护区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阿根廷北部的伊贝拉湿地则展现了民间力量的参与：在企业家推动下，美洲虎和食蚁兽被重新引入、实现了物种恢复，并于2018年正式建立国家公园。哥伦比亚钦加萨国家公园的建园初衷并不是保护动物，而是为了保障首都波哥大的供水需求。
她强调，纵观拉丁美洲的保护史，保护的动力多种多样——经济利益、景观美学、科学价值、水源保障——真正单纯为了动物本身而设立的保护区域并不多见。尽管如此，动物仍是某些保护工作的重点对象，且保护措施也对其产生了非预期的影响。近年来，动物逐渐成为某种象征符号。例如，在哥伦比亚一些周边城镇的出土绘画中，濒危动物的形象频繁出现。利尔教授特别指出，拉丁美洲虽然没有大象、犀牛或长颈鹿这类具有标志性魅力的大型动物，但却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鸟类物种和惊人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词本身已成为拉丁美洲自然与野生生态的象征，而动物正是这一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