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7日，由本中心与南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命运共同体：环境史学视阈下的生命之网”学术工作坊在历史学院天挺阁（127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及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历史学院部分本、硕、博学生旁听了会议。
上午8时30分，工作坊开幕式环节由中心主任付成双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致辞。在发言中，余新忠对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参与表示了感谢，同时，他强调环境史与科技史、生命史学的密切关系，以及历史学院对相关研究的高度重视。他充分肯定了本次工作坊议题的学术价值，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接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明方致辞。他描摹了中国大陆环境史三十余年来的发展脉络与重要节点，并谈及当前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即注重实证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史学派，跳出狭隘民族主义框架、推进对全球生态共同体的关注和思考。
开幕式后，进行了两场主题报告。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教授克劳迪娅·利尔(Claudia Leal)分四个部分探讨了拉丁美洲森林史在全球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她指出，拉美森林史长期被忽视，根源在于森林史研究起源于欧美的林业史传统，而拉美林业发展较晚;并且全球森林史的三大主题，如古代大规模森林砍伐、近代早期造船业需求、殖民时期的森林管理等，在拉美表现均不突出。拉美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以“文化森林”概念将森林史的时间维度推至人类定居之初，证明原始林本身就是人类长期干预的产物。与此同时，拉美环境史学以森林砍伐为核心议题，推动了全球相关研究。近年来，拉美森林史研究跳出单一破坏叙事，叙事日益多元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利华指出，动物史研究推动历史学由“他者”拓展至“它者”，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命系统。他主张从生命网络角度理解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例如，牛、马、狗等动物在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不理解动物便无法理解人自身。他特别强调“以动物为师”的意义，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借鉴动物的生物特性、能量转换效率等自然智慧，对突破当前技术局限具有重要启示。
工作坊设置有三场专题发言，分别围绕“物种驯化与全球流动”“动物叙事与生命认知”“疾病生态与生命治理”等主题展开。
专题一：【物种驯化与全球流动】
安第斯大学副教授肖恩·范·奥斯达尔（Shawn Van Ausdal）以哥伦比亚东部边疆为研究案例，梳理了20世纪安第斯国家开发亚马逊边境畜牧业的脉络。当时各国担忧国民肉食摄入不足削弱国民体质、制约发展，大力开垦雨林发展畜牧，此举虽促进边疆开发，却引发了严重的森林砍伐与社会不公。直至20世纪后期肉鸡产业兴起，才逐渐减轻森林压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乔瑜将夏威夷果商业化的故事与传统种植园叙事相对照，指出这一案例揭示了种植园经济的另一种运作逻辑：不依赖大规模资本的单一作物计划，而是通过边际土地开发、边缘知识层累，以及大种植园与小农合作并存的弹性结构得以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池翔则分析了“爱林”一词在近代中国的短暂浮现与消散。她指出，该词借自日本，1929年后进入国民政府林政文件，旨在以情感动员实现中央对地方森林的间接管控。1936年后该词逐渐消散，她推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留美林学家主导林政，并不使用这套话语，二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族危机使浪漫修辞让位于科学造林与救亡叙事。她认为，与其说中国没有形成如日本般以“爱林”为核心的自然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曾短暂形成，只是后来被更大的话语所遮蔽。最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讲师仇振武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海南从单一橡胶向多元热带作物种植的结构性转变。在冷战禁运背景下，雷州半岛橡胶推广受挫并向海南山地调整，白粉病、寒潮台风及橡胶生长周期等非人类因素促成了作物多元化，而归国华侨带回的芽接与割胶技术则保障了橡胶的大规模推广。他指出，海南完成这一农垦战略转型后，为中外合作奠定了资源基础，印证了边疆建设与全球南方合作实为一事两面。
专题二：【动物叙事与生命认知】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琼从生命史视角出发，表示瘴气并非单纯的毒气或疾病，而是具有同等生命力的“他者”。从早期被视为“敌人”到明清被看作与人类并存的生命，瘴气认知的转变提示我们，应在“生命之网”中重新审视多物种共存的意义。所谓“人进瘴退”表面上是人类的胜利，但瘴气区域恰恰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环境，消灭瘴气的同时也消灭了与之共生的多物种生命。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志红以“了解之同情”为方法论，重审跨文明动物叙事的差异。她指出，牛、蝙蝠、狼、老虎等动物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被赋予不同价值，这些叙事植根于各自的地方知识与文化想象。她强调应先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为何如此叙事，再进行跨文化评价，从而在全球史层面编织更具包容性的生命图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希洋以清代产科专著《达生编》为例，探讨了清代对生命生产的认知。该书顺应自然，视分娩为本能，提出“睡、忍痛、慢临盆”六字真言，主张静养待产，减少人为干预。它虽破除生育迷信，但过度推崇自然顺产、忽视病理性难产风险，反映了时人对生命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吴杰华提出了历史动物研究面临的三个基础问题：一是学科边界，认为应以动物是否为核心主角之一作为界定标准；二是人的定位，主张人并非研究的必要内容，不应因为依赖历史文献而将人置于中心；三是方法路径，认为现阶段统一范式为时尚早，应当鼓励多元探索，避免过早圈定学科边界。
专题三：【疾病生态与生命治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蔡学鑫聚焦20世纪50至70年代西双版纳疟疾防治，指出国家通过抗疟运动重塑了边疆社会，同时地方也有自身理解和应对疾病生态的方式。但受医疗资源分布与农业生态变迁影响，70年代坝区与山区的疾病生态发生倒转，疟疾并未消失，而是在社会生态重构中持续存在，成为理解边疆地区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线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姬凌辉以“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视角考察近代西北防疫处，由青海牛瘟疫情切入，梳理该机构创立背景；该机构原计划推行人畜并防模式，但因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实际战前侧重兽疫防治，全面抗战后转向人疫防控，依托国际资源与本土生产实现了约七八成的自给，展现出近代边疆独特的公共卫生治理路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赵航借助“生命之网”概念考察卫生帝国主义，以拉美黄热病防治为例，阐述蚊媒理论产生后，帝国如何通过灭蚊技术、环境改造与跨国机制，将疾病、蚊虫、水体、热带环境、身体等要素转化为可分类、可管控的治理对象，进而将全球南方纳入卫生治理网络，揭示出公共卫生背后的生态政治逻辑。南开大学医学院讲师刘赵昆指出，蒸馏酒的兴起加剧了成瘾风险，工业时代的掺假问题则催生了食品安全监管。他探讨了酒精成瘾的医学化进程以及醉酒状态下的法律责任界定，并指出时人对成瘾原因的解释多归于心理依赖，较少提及生理依赖。
在跨学科展示环节，南开大学自然博物社成员刘亦彤从城市、湿地、山区三类典型生境切入，介绍了天津本地的动植物分布特征和生态观察实践，并结合南开校园植物、山区独特物种等具体案例，展示与人类共生的真实生命网络。
在完成以上三个专题的研讨之后，本次工作坊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琼主持，与会学者结合个人研究体会就环境史研究这一话题先后发言。
夏明方以六蓝水库溃口事件为案例，探讨灾害视角下“生命之网”的动态性与复杂性，指出灾害恰恰揭示了生命之网充满不确定性、风险与危机的本质。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灾害观，将灾害置于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大生态框架中理解，并将“了解之同情”延伸至同样能够感知痛苦的非人生命。
贾国静以道光四年高家堰大堤溃决为例，揭示这一事件如何引发漕运危机。封建王朝为了实现统治目标，将防洪、水运、灌溉整合为一个巨大的“生命之网”，其复杂程度超出了当时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极限，最终走向失控。
姚靓指出，科技史与环境史存在紧密关联，从科技史角度切入可以打开许多新议题。她认为环境史不应局限于衰败叙事，而是包含丰富内容的广阔领域，并建议多关注环境对人的影响，将城市、工厂等“微环境”纳入研究范畴。
裴啸山认为，从“生命之网”视角看，人与其他生命体是平等关系，但历史学本身是讲述人的故事，“人在动物史中占据何种位置”这一问题需要分阶段处理。他建议国内动物史研究借鉴环境史早期发展路径，先积累大量具体案例，再探讨学科边界与理论定位。
王凛然从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一书谈起，指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看待环境的方式存在差异，如何理解“互动”仍是环境史需要持续回应的问题。他认为环境史若想成为下一轮史学主流，不能仅满足于“填补空白”的知识增量，而必须提出具有突破性的理论范式，同时抓住跨学科优势，在坚持历史学本位的基础上主动与自然科学对话。
付成双表示环境史其实是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其价值之一在于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他对“传统生态智慧拯救世界”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认为全球性环境问题需要全球性思路和现代科技来解决，并指出每个物种在生命之网中都以自身为中心，关爱可以延伸至非人生命，但不能消解人类主体。
方万鹏强调，“生命之网”概念对环境史学科具有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意义，它扩展了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与叙事主体，但也面临成为“大箩筐”的隐忧。为避免这一问题，环境史应走向“问题式”学术，而非机械式交叉。
张岩指出，环境史包容性极强，能够很快与新兴的史学方向和热门话题关联起来，但对于缺乏生态学和理工科背景的学者来说，当史料中自然要素较少时，真正做到狭义的环境史较为困难。至于“去人类中心化”，实际操作并不容易，但从学术关怀出发仍应朝此方向努力。
李世鹏围绕“命运共同体”主题分享了两点体会，一是环境史能够呈现人、物与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从而帮助我们超越既有历史叙事，二是人与环境的互动是双向的，环境史研究需要以多元视角看待环境问题，在复杂互动中理解生命之网的意义。克劳迪娅·利尔指出，中国环境史已成为连接历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学术交汇点，具备相当成熟的学术基础，下一步应思考如何对全球环境史产生更大影响——不只是关于中国的环境史，而是在中国做出的环境史。当前国际学界对中国环境史的理解仍然有限，加强全球学术网络，通过灾害、动物、水等共通性议题开展对话至关重要。她以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主席的身份发出邀请，希望中国学者更积极地建立国际合作网络，在全球环境史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肖恩·范·奥斯达尔谈到，此次工作坊涉及的诸多议题在世界不同地区有高度相似性，为比较研究和国际对话创造了空间。不过，他也注意到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全球联系的维度呈现不足，倡导应走向“全球的中国环境史”。此外，他还提出中国环境史的特殊性问题，如延续数千年的文明、深远的中央集权传统、独特的水利实践等，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人与环境互动的独特方式，或许能为全球环境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最后，王利华对本次工作坊进行了总结。他着重申明环境史是历史学回应时代问题的必然产物。历史学者的课题与时代课题具有同构性，因此不必自我质疑学科合法性。他将环境史对史学的贡献概括为两点：一是推动“人类回归自然”，二是让“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学既是时间的科学，也是关系的科学，环境史需要围绕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展开，回到历史现场和情境中去同情、理解、认识，而不是从抽象理念出发，并且环境史不应放弃人本主义，同时一定要批判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变，他提出环境史的首要追问是“人是什么”，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探究人与万物共生之道。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曹牧简要回顾了工作坊的筹备过程，向在场专家和会务同学致谢，并以“生命之网上万物互联，学术之网上因缘相聚”作结。本次工作坊议题丰富、视角多元，为中外学者搭建了高质量的对话平台。与会学者一致肯定此次交流的意义，并期待未来持续围绕“生命之网”或“命运共同体”展开研讨，共同推动中国环境史在理论深度、现实关怀与全球对话上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