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立新以“世界历史进程与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为题，进行讲座。中心研究员董瑜、丁见民、王美平、罗宣、王薇、赵航，以及东北师范大学伍斌教授，苏州科技大学王本立教授，大阪大学南和志副教授和历史学院师生60余人参加。王立新教授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史、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著有《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等论著多部，在该领域具有深厚积累和广泛影响。
讲座伊始，王立新教授简要回顾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先后出现的“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并指出，仅从中国内部解释近代以来的历史，难以充分说明世界历史进程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对民国史的论述：（这一时期）对外关系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政治文化也受到国际观念的深刻影响，历届政府都试图借助获得国际认可的“主义”寻求政治合法性。王教授将这一变化概括为近代中国“历史自足性”的丧失。所谓“历史自足性”，是指一个国家或文明共同体能够主要依靠自身的文明传统、知识体系、制度资源和社会结构维持社会运行，并自主确定政治秩序、发展方向及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它主要体现在价值标准和认知框架、制度、发展道路及国际关系四个方面。
在阐明近代中国“历史自足性”的变化后，王教授将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60年至20世纪20年代。欧洲“文明标准”的冲击促使中国开启“文明化”进程。列强以这一标准区分国家，并以中国尚未达到标准为由，维持在华领事裁判权、限制中国关税自主权。这套标准也成为中国改造国家与社会的重要参照：外交上由朝贡体系转向近代国际体系，制度上由传统王朝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同时推进法律与司法改革，引入现代知识体系，发展工商业，日常生活方式亦随之变化。
一战及俄国革命使西方不再呈现为统一的文明范本。1918—1949年，中国转而面对学习何种模式的问题：英美自由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德意日的国家主义与威权现代化、民主社会主义等多种模式相互竞争。不同道路的吸引力随国际形势起伏：1929年经济危机使自由主义受到质疑，苏联模式与威权模式一度更受关注；二战爆发后，德意日成为中国的敌国，美苏则援助中国；随着法西斯主义战败，美苏两种模式逐渐取代此前的多方竞争，成为知识界讨论发展道路时的主要选择。
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冷战格局深刻影响中国大陆的发展道路。王教授指出，美苏两种现代化模式的竞争，使中国在寻求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技术和安全保障时面临较强外部约束。1949—1953年，中苏结盟、朝鲜战争及中美关系恶化推动中国倒向苏联，苏联的援助又促使中国作出相应体制调整。为此，中国引入了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组织和高等教育模式。1958年以后虽有自主探索，基本制度仍延续苏联模式框架。
谈及改革开放至2008年前后的变化，王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善了中国获取外部资本、技术和经验的条件。但1978—1991年仍是摸索与争论的时期：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已有共识，修补计划经济还是走向市场却仍有分歧。王教授将苏联解体与1992年南方谈话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联系起来，认为苏式现代化模式的失败推动中国结束犹豫、明确改革方向。1992年后，中国进一步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则标志着全面融入全球化。王教授将这一系列变化概括为“脱苏入世”，并特别指出，“入世”并不意味着中国接受美国政治与社会制度，而是现代化的参照系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2008年金融危机使西方这一参照系受到重新审视。危机既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及全球化体系的局限，也以出口萎缩、工厂倒闭等方式冲击中国，促使中国思考是否应继续依循西方道路。此后，西方民粹主义高涨、民主衰退，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疑问。2012年前后，中国开始更加明确地强调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2022年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概念化和理论化。